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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看社会-【新闻】

发布时间:2021-05-28 14:20:15 阅读: 来源:斜切锯厂家

透过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看社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几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同江河湖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同时,水文知识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中国古代水利建设有不少闻名世界的工程。这些工程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设计水平也很高,说明当时掌握的水文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扩大运输,加快物资流转,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另外水和土一样又是作物生长的条件,在今天水又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由于兴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仅在平定安世时期,就是在纷争动乱岁月,国家也往往不放弃水利事业的兴办。

例如有入主张华北的旱田耕作不一定以大规模的灌溉为前提,当时还有旱地农耕方法的发展和雨水农业的地区,关于江淮、江南的水稻耕种也有许多争论。到了1980年代,水利灌溉作为国家干预小农再生产的一种形态而被重新检讨,笔者也论述过汉代的大规模水利事业具有治理黄河、京师漕运、郡县的水利灌溉等诸多功能,它们多在前汉以后发展起来。总之,在秦汉帝国的成立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水利开发形态,不能把它们全部当作由国家支配水利的前提。

这样的水利开发并不仅仅限于治水、水运和灌溉的范围。当今在现代中国的水利史研究中,也是从人们的定居、生活开始,再结合城郭、都市的建设,以及防洪、农业生产的提高、交通、贸易、环境保护等等,作为一大问题而重新受到关注。近年来考古发掘出来的水利遗迹也有增加,它们与社会的关联日益明朗。因此,在水利史的考察中,就不能只注意水利的功能,而是有必要弄清它在什么时候变得具有社会性意义这一历史背景。

这里试图对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水利开发和技术发展作一概要的考察,并思考其中的问题所在。其中特别以国家和地方的水利政策为中心,在注意华北与江淮、江南的地区差异的同时,观察其社会性的意义。

那么,城郭、居住地及其周边的农业生产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以殷代后期的殷墟水沟为例的佐藤武敏的考察。在那里,殷墟的主要水利工程是小屯中心部邑中的排水沟,从断面可以看到呈倒梯形有桩柱的干渠和以水门调节水量的调节装置的遗迹。此外在小屯村的周围有宽7—21米、深5—1O米的大型水沟,据推测是用于村邑的防御。但是据说在殷代的甲骨文里没有表示人工灌溉用水的文字,由于占卜降雨的记录很多,旱田耕作尚处在依赖雨水的状态。因此有人认为殷代的水沟虽然在技术上有转用水运和灌溉的可能,但并非是为此而建造的。其后在甲骨文的研究中,虽然也出现了设想灌溉的说法,但至少与作物的成熟、降雨、日照等气候因素相关的占卜很多则是实事。另外,甲骨文中“舟”字的记载大概暗示着水上交通的样子吧。

然而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可以看到怎样的水利开发呢?近年来,与迄今为止所谓黄河文明这种以华北为中心的理解方式相对,长江文明的遗迹多有发现,还有从水利开发的视角也值得关注的事例。

其中之一是河姆渡文化。那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江南稻田耕作文化已经非常明显。根据佐藤武敏的概括,由于据推测遗迹位于从背后的丘陵地带到平原的中间,面对着沼泽,所以是利用这种沼泽进行水稻栽培。但是即便有过引水,也是对斜坡地的自然水流辅以加工的程度,所以稻田耕作以外的采集、渔猎、畜牧的比重依然很大。此外,留有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稻田耕作遗物的遗址中的水利也受到检讨,在良渚文化中有的居住地发现有3米宽的水沟和木桩。还有河姆渡遗址中被注意的是发现有一座木制的水井,此外在江南,有报告说从苏州市东南发掘出包括良渚文化时期的土井和汉代陶圈井的古井群。这些暗示着南方从很早也有居住地的水利设施建设的状况。

从中可以看出,自殷周时代的都市水利开始,具有国这一级别之机构的城郭内外的水利设施得到充实,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包括都市周边在内的公共事业与军事工程进一步发展。但是与治水、灌溉、水运相关的水利事业具有了重大的意义,还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

中国的水利开发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第二是从前汉后期到后汉时代。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利事业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课题,是因为各国在推进富国强兵的过程中,根据地生产力的增大、环境和水陆交通的建设、山林薮泽的利用与管理等等开始有了重要的社会性意义。在其背景当中,对农民的赋役变化和作为土木工具的铁器的制造也作出了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曾经争论的由国家主持的荒地开垦在一部分方面得到了实施。但应该修正的是把它与整个国家的水利支配结合起来,以及水利灌溉的普及还有地域的限制。如果结合那时的社会组成来说,与三晋、齐、楚的限于县级水准的水利开发相对,在秦国相当于郡级水准的劳动组成已经变为可能.这暗示了到春秋时代为止的国家,后来作为战国诸国的县、邑级领域得到编组,更在秦汉的郡县制统治系统内被进一步重组的过程。

战国时期还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有河川工程及各国间的交通道路与关津,可是把华北的黄河流域与江淮、江南纳入视野的水利事业却不曾存在。这样的水利事业因秦始皇的统一才成为整体的问题,到了前汉时期,黄河治水和京师漕运作为国家事业而再次受到关注。而且围绕着这些水利事业的社会关系,其比重虽然不同,却为历代王朝所继承。

到了汉代,除了这样的大规模水利事业之外,还在华北、江淮、江南的各个地方建造了许多适应当地风土条件的水利灌溉设施,这与郡县级的地方统治的形态也有关系。例如在由中央管辖的郡县,除了施行官府的公共建设、水利土木事业之外,还为了增收租税和安定农民而施行劝农政策、救荒措施和水利开发。而且除了官府之外,还可以设想由村落和有势力的家族所进行的开发。于是,在汉代社会,特别是作为地方的水利功能,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的联系受到了重视。

这样,如果把水利问题看作广义的“水利开发史、政策史”的话,就会明白它并不限于单独的技术性的题目,而是一个关涉到古代国家的成立与社会史的形成、结构的课题。还有,在把它作为技术的社会史来看待时,与理论性说明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以地形条件和生产形态为基础的地域性研究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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